《诗经》:中国文学起点
2015-10-20 20:40 来源:未知 点击:

   大多数民族的文学都有始发站,例如欧洲文学的始发站是《荷马史诗》,中华民族文学的始发站则是《诗经》。   《荷马史诗》讲故事,是叙事诗。故事的主角是英雄和奥林匹斯诸神,在一场因为美女海伦而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人与神的意志和力量充斥其中。   《诗经》讲感情,是抒情诗。主角从贵族到牢骚满腹的小官吏,到小清新文艺男女青年,乃至征夫游子,都有机会露脸。   中国人重感情,所以中国文学也是从感情出发的。   感情起点:   “思无邪” 不虚伪 不掩饰   中华民族是一个纯真质朴、不虚伪的民族,绝不无病呻吟,也不故作高雅,很接地气。这一点在文学里表现得很充分,在文学的源头——《诗经》里表现得更为充分,可以说规范了中国文学不做作的特质。   这个特质是《诗经》的编辑孔子概括的。有人问,《诗经》有什么特点,请用一句话概括。孔编辑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句话记载在《论语·子罕》里,其中的信息量可大了,后面的学者为了解释它,费了老大的劲,但概括起来无非是艺术上和思想上的。   思想上,没有歪邪之见、纯正。“思”本是个语气助词,没什么实质意义,但被孔子赋予了“思想”、“念头”的意思。朱熹说:是要让读《诗经》的人没有邪念。清朝嘉庆时的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议》里说:“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归于正。”就是要防止思想歪斜不正,要规范人回到正道上来。   好的诗,当然要引人走正道,这是属于思想上的见解,但《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还要有文艺范,如果从这个角度解释,该如何呢?宋朝理学家程颐解释得很给力:“思无邪者,诚也。”就是说,诗歌这玩意,要表现真性情,假不得,做作不得。   孔子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真实,千万别以为他是迂夫子、道德家,虽然他说郑国的歌曲有点放荡过分,“郑声淫”,然而,这不影响他将21首郑国的民歌选入《诗经》,例如郑国的小男女偷偷欢会的场面,并没被孔子删掉,都一五一十地收入。   编辑是真实的,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诗歌就是真实的,中国文学沿着这条真实的路径走下去,当然也是真实的。将“思无邪”朝这个思路理解,更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这部经典真实到将贵族男子的单相思刻画得丝丝入扣,居然还放在篇首,这就是最有名的《周南·关雎》。对于这首诗的写作意图,早期的《毛诗序》解释得挺“高大上”的,说是宣扬“后妃之德”,是贵族夫妇效仿的家庭范本。不过,从直接的字面压根看不到这种“高大上”的色彩。我们只看到一个害了单相思的男子,追靓女不得,只好对着河边的水鸟和河里的水草发呆,接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做梦都在延续追靓女的念头,“寤寐求之”,“辗转反侧”。这还没完,更进入幻想状态,想开音乐派对来讨好心中的女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这个追女神不得的文艺小青年,其害单相思的画面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孔主编居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而且一放就是两千多年,后人不敢动它丝毫。揣测孔子这么安排的意图,说是要促进家庭和睦,标榜淑女品德。确实如此,但往更深里说,和睦的家庭来自于真挚的感情,感情上接地气,家庭才和睦。   总之,要真实,不能说教,孔子的高明,就在这里。   人气起点:   从贵族到平民都能露个脸   《诗经》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的基础是真实的,接地气,以广大的社会群体为描述对象。西周的贵族、牢骚满腹的小官吏、田间采桑的农妇、拿着货币去集市买丝的城市平民乃至在林场伐木的奴隶都有机会露脸,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所谓“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事”,“饥者”和“劳者”就涵括了广大的基层群体。   例如为工作奔波的齐国小官吏,那画面简直不是一般的生动,那心情简直不是一般的深刻,“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这位仁兄似乎一直处于紧急战斗状态,天还没亮就去上班,慌乱之中,把衣裤都穿颠倒了。为什么狼狈成这样?就是因为老板催得急。吐槽之中,带着浅浅的喜剧色彩。瞧,多么真实的工作状态,搁现在,可以拍一部叫做“齐囧”的电影。   当时老百姓的家居条件如何?看看小蟋蟀就知道了。这段描写太接地气了,作者没去周朝农村蹲过点是写不出的:七月的时候,蟋蟀在野外;八月的时候,蟋蟀在我屋檐下;九月的时候,蟋蟀入了俺家的门;十月的时候,小蟋蟀钻入我家床底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快过年了,农家又关门塞缝熏老鼠……这些是何其丰富而真实的生活场面啊。   就算是写贵族,也带着浓浓的平民色彩。西周的始祖稷,曾是尧手下的农业部长,算是大官吏,但在《诗经·大雅·生民》里,却是一名乡土味颇浓的农业专家形象。这小子是个弃儿,自小就会种庄稼。种豆子,豆子茂盛;种禾穗,禾穗沉甸甸,“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烘托出这位西周始祖形象的,不是辉煌的殿堂,而是一大片丰收的庄稼,一大片肥沃的田野。《诗经》就是这样的饱满而实在。   真实性来自于广泛性,西周、东周时期广泛的民众是真实的,决定了《诗经》是真实的,从而决定了中华文学的源头是真实的。《诗经》是真性情的,中华文学也是真性情的。李白为何成“诗仙”?因为他有真性情,感觉一时彷徨的时候,呼天抢地,拔剑击柱,千金散尽……性情有多真实,他的诗歌就有多真实。而人们喜欢的正是这样真性情的才华。   情绪平衡点:   既宣泄情绪又平和心灵   当然,文学光有真性情还不完美,也需要有节制,感情上不能走极端,表现形式上要含蓄。例如李白的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极其悲凉,可是,在诗的收尾阶段,还是走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积极境界。在表达失望的情绪时,既直白,又含蓄,只说“明朝散发弄扁舟”,哥我明儿要披散头发坐船浪迹天涯,其实未必是真的坐船走人,而是放逐自己的情绪。   李白的这种风格,其实就是《诗经》的风格。还是以《关雎》为例,那位文艺男青年尽管思念心中女神到了难以入眠的地步,但也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一枪把自己解决掉,有深度有真心的爱情不是一锤子买卖,要拿命去换,而是要有文艺范,于是就展开美好的想象,“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含蓄,就是《礼记·经解》里说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尽管清朝的袁枚怀疑这不是孔子的本意,是汉朝人硬塞进去的,但确实也道出中国诗歌的特点:温和厚道,不说白了,不说狠话,含蓄地表达。   《论语·八佾》里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和哀伤都不过度,这决定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真性情的民族,也是一个理智的民族。文学亦然。所以,中国历代以来的诗歌,既是散发宣泄情绪的,也是稳定平和心灵的。这个尺度,就体现在“诗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几个字里,所以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人生空间是有弹性的,经得起挫折,受得了失败,事业可以失败,人格却不失败。   《诗经》,确实不失为中华文学一个辉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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